据戚本禹回忆，这项工作当时指定由康生分管。中央并没有明确规定成立刘少奇专案组，但江清、康生、谢富治在实际工作中却设立了一个相当庞大的“刘少奇专案组”。同年5月，口头宣布把“王光美专案组”改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但直到1968年4月中旬以前，关于刘少奇的各种文件和报告中，却从来不用“刘少奇专案组”或者“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名义，仍署名“王光美专案组”。这种令人奇怪的现象，反映出江清、康生、谢富治一伙人的做贼心虚。

诬陷王光美，目的是陷害刘少奇。江清、康生、谢富治不止一次地交代专案组：刘、王是一案，“不可分割”。他们将王光美定成“美国特务”，刘少奇也就成了“美国特务”。谢富治在1967年10月对专案组人员讲话时说：凡列入专案的，都是反对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员，要和这些人进行坚定的、不可调和的斗争，决不施仁证。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同志的残酷。

1967年7月18日，北京及外地的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成立了“揪刘火线指挥部”，动员了数十万人围困中南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揪刘火线”。作为“揪刘火线”的最高指挥，7月26日和8月2日，谢富治还与戚本禹一道，两次亲自到“火线”看望，支持他们的行动，直到最后刘少奇的家被抄为止。后来在毛的干预下，“揪刘火线”被迫撤除。

谢富治是靠紧跟江清爬上来的，在重大问题上，谢富治是惟江清马首是瞻。1968年2月22日，谢富治在“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份报告上批示道：“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清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清同志。”谢富治与江清、康生等人直接控制、指挥了刘少奇专案组，使它完全成为一个制造伪证、假证的机构。1967年10月23日，谢富治在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会议上说：“刘少奇自首叛*变问题，有个八九成；陆定一叛*变自首，也是八九成，可能还是内干。”不重证据而仅凭推测，就是这位公安部部长的办案逻辑。

1968年9月，谢富治指挥刘少奇专案组终于整里出3份所谓的“罪证材料”，送到了住在钓鱼台11号的江清的手中。经过江、康、谢3人在钓鱼台的紧张策划，把逼供而来的3份“罪证材料”综合改写成了《关于叛徒、内干、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最后经张春桥修改定稿。在10月13日至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上，一个重要内容便是通过由江清、康生、谢富治等人提交的《关于叛徒、内干、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批准了《审查报告》，作出了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當，撤销其當内外一切职务”的错误决议，造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桩冤案。

反“二月逆流”的干将

在“文阁”开始后林彪、江清一伙人迫害老干部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谢富治都非常卖力。1967年2月，谢富治参与制造了所谓“二月逆流”事件，企图打倒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等老一辈阁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