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汎森：我那个年代的台湾青年，追求知识几乎没有分科的界限，所以我们基本上什么书都读。如果你不小心看到这一代人的书架，你会以为他们在读八种学问。不过現在学习变得专业化，最多跨出去一两格。

还有一点，我这一代的台湾读书人还有很强的“道”的抱负，这个“道”的抱负现在大概会被认为有点迂腐、老派。

王汎森教授书法作品

这个“道”不一定是儒家原来意义的“道”，而是有一个关怀的目标。台湾那一代的青年多少都有治国平天下的想法，这种期待会转化为一种公共服务的精神。现在，这种公共服务的精神正在失落中。一半以上的年轻人已经不欣赏、不接受这样的想法。年轻人受后现代等各种影响，对比较趋向中心的思考、宏大的叙述已经没了兴趣，并且还有一点冷嘲热讽。这就是代际间的差别——老一代觉得要谈时代走向，年轻一代却觉得“你到底在说什么啊？”

文汇报：您能给现在立志于学术的年轻人一些建议吗？

王汎森：德国小提琴家穆特说，你要教一个人造船，最有效的办法是告诉他船在大海上航行的美好，他就会自己想办法去求得各种知识、技能，来建造一艘大船。对学问本身有一个远景和想象，其重要性在许多具体方法和技巧之前。

至于我的学术“远景”，则是余英时老师给我树立的榜样。余先生常讲，民国以来很多学者写过一两本有名的学术著作之后就金盆洗手了。但我在余先生身上看到，做学问是长韧的追求。余先生现在83岁，每天还沉浸在知识的王国中。前不久台湾东华大学的一个学生说想要了解余先生对我的影响。我告诉他，老师对我的影响，前一个阶段以学术为主，但到最近这些年，又增加了生命历程的榜样这一点。余先生做学问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一种价值和意义，也因此，一些来自正*府或国内外大学工作上的催促，我都回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