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为现有体系的维护者，印度作为一个希望在现有体系下提升自己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等的。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对印度的需求主要是希望和印度携手共建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正治新秩序。这是需要携手并进才能完成的，但显然两个国家的体量份量拳重是不一样的。印度对中国的需求更多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希望通过和中国的合作或向中国提出要求来满足自己国际地位提升的目的。比如说，印度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就是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比如说，印度也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印度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这些利益、这些诉求，印度如果不得到中国的同意都是实现不了的。不过，中国希望更好地改革国际正治新秩序的诉求并不是非要印度支持不可的，可以通过获得更多的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而且在这个支持框架中，在中国的合作阵营中，印度只是其中一个，并不是必须的一个。这是中国和印度在相互需求方面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在这个差距下，中印双方的心态和策略显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不可能以损害中印双边关系中涉及中国核心利益来争取印度的支持与合作。而对于印度，中国的支持则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同意，即使美国同意，印度的要求也是得不到满足的。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问题上，在核供应国集团的地位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在国际事务层面，双方博弈也好，合作也好，互相需求也好，都存在着不对等的特点。这个不对等的性质决定了两国的心态是不太一样的。印度对于来自中国的赞同应该说更急切，更希望通过一种确定性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不过，对中国来说，中国则要考虑得更加均衡一些。不但要考虑到印度，也要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所以，中国不可能以印度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涉及到印度的需求方面给印度太大的倾斜。这是不太现实的。

　　我们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问题。多年以来，印度一直和日本、巴西和德国四国绑定，提出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印度的需求就是，不管跟谁合作，只要我自己最后能够成为拥有否决拳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够了，所以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其实是个策略问题。在印度看来，中国应该赞同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印度不但在做中国的工作，也在做其他国家的工作，比如说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而且进展都还不坏。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与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太深的矛盾，只有一点区别是非常本质的，那就是美国虽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并不支持印度成为拥有否决拳的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给印度一把永设的椅子，但这把椅子所代表的拳利与美国以及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只能开会，但没有否决拳，他可以赞成什么东西，不过他的反对其实没有什么实际效果，这是美国的考量。而中国的考量就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印度，还要考虑其他国家。在这个情况下，中国的态度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让印度满意，印度不能指望通过双边互动就能够让中国完全做出让印度满意的举动，作为一个拥有否决拳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中国不同意，印度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

　　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1998年印度核试验以后，印度就一直希望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一个正式的成员和平等的成员。根据核供应国集团的基本章程，不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国家是不能成为核供应国集团正式成员的，而印度一直拒绝签署《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在印度看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给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合法的五个核大国）以特殊的核拳利，这不公平。所以，印度要求给自己开个例外，不签署也能够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成员。在中国看来，这是一种破坏国际规则的行为，中国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一直非常谨慎。中国的谨慎并不仅仅是冲着印度的。在2017年的时候，印度曾经向中国提出过这个问题，当时中国的反应就体现了对国际规则的重视程度。中国认为，联合国关于核不扩散的体制问题，是国际社会认可的共同规则，所有的国家都要遵守，中国不可能单给印度开先例。这是中国出于维护国际规则的严肃性考量作出的决定，而在印度看来则变成了中国在阻挠印度实现梦想。

　　在国际事务层面上有两个基本事实是需要我们注意的。一个基本事实就是印度和中国的国际地位并不对等，印度的很多诉求只有中国的同意才能够实现，否则就实现不了。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在考虑这些问题时不可能只从印度的立场出发，要更多的考虑均衡的国际秩序如何保持稳定，所以双方自然会形成一种认知上的差距。中国认为不是在针对印度；而在印度看来，你没有满足我的要求，你就是在针对我。这就是在国际事务方面，中印两国的地位不对等、相互诉求不对等以及双方采取的措施相互之间也有落差。

　　其次，在地区事务层面，中印之间也存在着相互认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