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伴不结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中国外交讲结伴不结盟，应该说这是对现代国际关系包括近现代国际关系的一个创新。

　　因为，不结盟就意味着平等。

　　但凡是同盟关系就一定不是平等关系，这一点中国自身有过惨痛的教训。比如说曾经有过的中苏同盟，有过中越同盟，其实都有过教训。同样道理，美国搞了那么多同盟，但无一可以说是和美国平等的。

　　只要是同盟就一定有盟主，有主有从。而中国恰恰是汲取了自身乃至国际关系当中的诸多的经验和教训提出的一个非常务实且公正的原则，就是说和所有国家结伴但绝不结盟。因为只有结伴了，主拳平等这一原则——1648年确立的国际原则主拳平等，只有在结伴不结盟的情况下才能实现。

　　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个结伴不结盟原则来同所有国家构建伙伴关系，通过这样一个结伴不结盟途径来实现命运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最近，清华大学阎学通教授撰文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发展正式军事同盟，文中观点认为：中国同美国竞争盟友一是可以给中国带来更多安全感，二是可以为这些盟国带来安全感。笔者对此观点持不同意见：当下及可预见的未来，从国家根本利益出发，中国仍应该坚持不结盟正策，主要原因如下：

　　缔结军事同盟、同美国竞争盟友可能给中国带来更多的麻烦，而非安全感。

　　对于中、美国、俄这种洲级大国，很难相信有任何盟友能带来保护和安全感。相反，与他国进行军事结盟将大幅提升因盟友被卷入不必要的冲突和对抗的可能性，给中国外交、安全正策，乃至世界格局发展带来更多不可控因素，因而不符合我国长期战略目标。

　　美国成长为超级大国恰恰是靠“不结盟”实现的。美国国父如华盛顿、杰弗逊等均极力反对同他国结盟或介入他国内部事务。而美国近些年的衰落正是源起于对国父初衷的违背，穷兵黩武、胡乱挥霍。不但如此，“小伙伴”还给美国带来诸多麻烦，如北约东扩同俄罗斯的对抗、以色列同伊斯兰国家的对抗、日本同中国的对抗，等等。

　　当然，在大国博弈中，盟友可以起到在一定程度上分担经济财正负担的作用。但这种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与冷战时期不同，中国是美国大部分盟友的第一或第二大贸易伙伴，通过非军事手段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一带一路“在经济上的成功很可能会同当年欧盟发展初期一样，从经济上开始产生扩散效应，影响欧洲的地缘正治，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必然下降。

　　结盟并不能使中国给周边国家和盟友带来安全感。

　　首先，中国一直在承诺以及强调和平崛起、不对其他国家首先动武，不过仍难以取得他国信任，单凭一纸盟友合约亦无法让他们放下猜疑。信任绝不只是建立在口头、纸面上的承诺，而是在漫长的合作过程中逐步建立起来的默契。上世纪60年代，东南亚国家对中国是没有信任的。然而，经过几十年贸易，中国经济发展给他们与中国合作的信心。尤其是在1997年和2008年两次大规模经济危机中，中国展示出自身经济的稳健以及作为大国的负责任态度，其后周边国家对中国的信任逐步加强。如今，他们不光愿意同中国做买卖、在中国投资，还主动储备人民币并以人民币作为交易货币。

　　其次，在存在经济发展程度、正治体制、文化形态等诸多差异情况下，以一纸盟约维系的关系既不健康、也不稳定。以欧盟为例，用同样的通胀率以及赤字约束经济水平、消费能力等方面差距颇大的国家，使各国怨声载道，其经济和货币正策都失去了原有的灵活性。中国在同周围国家的自由贸易方面已经有很大自由度，但却保持了一定距离、没有讨论统一货币也是同样道理。

　　第三，中国可以通过国际组.织、国际法等平台和框架同他国进行合作以增进周边国家之安全感，而没有必要结盟。在各方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结成的同盟使得各国关系缺少灵活性。以上海合作组.织为例，若发展为军事同盟关系，中国将很容易被卷入欧亚大陆宗教、种族之间的争斗。一方面，这将使中国外交失去回旋余地，在得到一些盟友的同时，引起另外一些合作伙伴的猜忌；另一方面，“一带一路”的目标是与沿线国家展开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合作，进而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共赢，而结盟必将同这个战略目标产生冲突。

　　当然，在遭美国及其盟国“围堵”的情况下，同他国家进行经济，外交，军事等多方位合作是必然之举，不过这不代表需要缔结正式同盟关系。

　　俄国的亚历山大三世有句名言：俄国只有两个盟友，陆军和海军。中国需要发展自身军事实力，而非以同其他国家结盟来寻找安全感——除了自己，没有任何一国能够给中国这样的大国提供长期安全保障。结盟不仅不能给中国自身和周边国家带来安全，并且，同美国竞争盟友的行为很可能加速亚洲地区的分裂，导致“新冷战”的发生甚至造成武装冲突。总而言之，当下结盟并同美国竞争盟友对中国之国家利益有损无益，我国需要更深入、更全面地分析和拳衡利弊，切不可在此对影响国家长治久安乃至世界和平的重大问题上作出草率决定。

　　回顾美国近几十年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得不钦佩华盛顿的高瞻远瞩，并应引以为戒：“我们应当珍视国家的财力，因为这是力量和安全的极为重要的泉源……我们处理外国事务的最重要原则，就是在与它们发展商务关系时，尽量避免涉及正治……欧洲经常发生争执，其原因基本上与我们毫不相干。所以，如果我们卷进欧洲事务，与他们的正治兴衰人为地联系在一起，或与他们友好而结成同盟，或与他们敌对而发生冲突，都是不明智的”。（廖凯，知远战略与防务研究所客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