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门当户对的指婚一直延续到袁世凯身后，影响到第三代人。袁克定的长子袁家融，留美回国后娶了湖北督军王占元的女儿；袁克定的二女袁家第嫁的是苏州三大文人之一费树蔚的公子费巩；袁克文的长子袁家嘏娶的是扬州才子方地山的女儿方初观；袁世凯生前还将侄孙袁家鼐与段祺瑞的三小姐段式巽联在一起。随着袁家的失势，也有过对方悔婚的情况，譬如袁世凯亲信徐世昌就没肯把女儿嫁进袁家。

　　不仅袁世凯与军阀和贵族广泛联姻，各大军阀间也纷纷如法炮制，培植自己的势力。1922年1月，直系曹锟为了拉拢奉系张作霖，将七岁的女儿曹士英许给张作霖八岁的儿子张学思。当时的订婚宴摆了上千桌，轰动一时。但直奉战争时，两位亲家反目成仇，互相大骂。1931年，17岁的张学思长大了不承认娃娃亲，这桩轰轰烈烈的婚姻也就告吹了。

袁世凯当了几天皇帝

　　军阀间之所以有这么多姻亲可以结成，主要还得益于他们各自都妻妾成群，生子扎堆。中华民国成立后，移风易俗，社会各界逐步推行“一夫一妻制度”。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个现象：在知识界、文化界，以及证府的文职人员里面，比较顺利地推行了“一夫一妻制度”（当然有中间状况、有过渡阶段）；而在军阀界、“武化界”，则相当顽固地仍然坚持“妻妾制度”。例如袁世凯妻妾10房、曹锟妻妾4房、段祺瑞妻妾7房、张作霖妻妾6房。山东军阀张宗昌，更是妻妾无数，据可考的数目就达到24位。妻妾生下后代成为他们笼络证治资源的重要手段，也成为民国时期一道奇特的证治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