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手房涨过了新房，为什么？道理很简单：北京这座城市的扩张是以中心为原点，不断向四周扩散，新房的地理位置距离市中心越来越远，而二手房距离中心近，因此自然卖得贵、涨得快。

　　相比而言，沪广深三地，尽管也存在所谓中心区，但并不是北京这种“由内及外式”扩张，因此二手房和新房错落分布，其涨幅拉开的差距并不大。北京楼市就是一个“现实”，一个你不得不承认的“现实”。

　　上海楼市是一种“可能”

　　上海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的历史给我们太多的遐想，但这还不是“现实”，更多是一种“可能”。

　　“中国只有一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这是上海最引以为豪的两个概念。但某种程度上讲，第一个概念的确是个地理上的事实，但第二个或许还仅仅是着眼于未来。甚至可以说，当下的上海，都很难算是真正的全国金融中心，因为它并不是金融资产的聚集之地。

　　中国是个银行融资为主的经济体，主要金融资产集中于银行，而银行总部多在北京。此外，上海在保险、证券等领域也并没有明显超过北京，乃至深圳。外资银行是上海金融业的“品牌”，但其发展并不如想象的那样迅猛。目前，在华外资银行资产规模在全国银行总资产中的占比一直在2%上下徘徊。

　　那么，上海高房价的推动力是什么？无疑，作为“工业第一城”原有的产业部门，优良港口对华东地区、长江流域的辐射，以及原有巨大的城市人口基数；良好的文教卫生资源，对周边也有强大的集聚作用等等。

　　上海，的确是一座前途无量的城市，但目前而言，它更多的魅力在于给你一种可能，而房价的上涨，也只需要这种可能，并不需要其他多余的东西。

　　深圳楼市是一组“概念”

　　“概念”并不是贬义词。深圳是中国产业结构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企业质量在国内也难有其匹。但深圳楼市狂飙背后，也包含了“概念”因素，而且不是单一的“概念”，而是一组复合的“概念”的组合。

　　最初，深圳是“改革前沿”，现在又是“创新之城”。概念不止于“创新”，还包括了“人多地少”、“关内关外”和“自贸区”等。

　　深圳在设立特区之初，曾有“关内”（往南、靠近香港的中心区）和“关外”（北部、靠近东莞的非中心区）的区别，中间隔有铁丝网，过关需要看证件。现在，物理意义上的“关”早已拆除，但“关内”和“关外”的公共服务却仍有差别。

　　比如，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绿色的士”是不能进入“关内”的，而“红色的士”又很少去“关外”，这就造成了全国城市中少有的，在同一城市出行却需要两种的士“接驳”的奇特现象。这种事实上的“通勤障碍”，客观上强化了“关内”的房价。

　　“自贸区概念”自然不用多言，但和上海、广州不同，深圳的“自贸区概念”是多种“概念”的叠加，深圳自贸区本身不算“郊区”，原本这一带就汇聚了腾讯、中兴等一大批IT企业，有“创新概念”；这里原本就有较好的公共服务，因此有“关内概念”；此外，这些“概念”还必须加上比“自贸区概念”更早的“前海概念”，因而形成一堆复合的“概念”。“概念”倍增，房价倍涨。

　　广州楼市是一款“应用”

　　相对于北上深，广州楼市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它是这四座城市中，对炒房团最缺乏吸引力的城市。因为，它缺乏以上的这些“现实”、“可能”和“概念”。

　　按照“炒房地理学”，最适合炒房的城市，一定是中心区最明确的城市，只要买对了地理位置，随着货币不断“放水”，外加国家对资本外流的严格管制，它以人民币计价的价格就一定会涨。本轮狂飙中，北京和深圳表现突出，上海市中心不如前两者“紧凑”，但也比广州“紧凑”一些。

　　广州是一个市区相对分散的城市，其旧城区位于荔湾和越秀，比如，“东山大少”和“西关小姐”是对广州旧时代富家阔少和小姐的特定称呼。那个年代，同样以居住地论贵贱。

　　和北上深不同，广州城市的布局策略一直是以“辐射”和“统领”珠三角为指导思想的，而不是要重点发展某个中心区域。这种城区分散发展的策略，带来的正面效果也是明显的，即客观上对高房价起到了“稀释”作用——实际上，这种分散也并非是毫无道理的分散化，而是对城区功能的再次定为和区分规划。

　　因此，可以说，在其他“一线城市”和一些二线城市全线上涨的时候，在集中了华南地区最好的教育、医疗等资源的广州，较低的“地租成本”，反倒是吸引企业入驻、推动创业大潮的“比较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