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湾，即使是私立大学也需凭学校的表现和人数，领取教育部一定的补助。过去，教育部用同样的钱可以较为集中地进行资助。可当教育资源稀释后，力道就有所不足。

胡适曾在1947年提出学术独立十年计划。按他的想法，一个正*府应集中精力栽培10间大学，因为以其财力，只能扶持这么多。现代高等教育是非常花钱的。19世纪以来的大学所花的钱当然也不少，但都没有现在这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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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严重的是，台湾的工专、农专、商专等许多原来具有很强“实做”能力的学校，在升格为大学后，使用和普通大学一样的评鉴标准，只讲求做研究、写论文。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实做”的传统丧失了，不管是画建筑图、技术改进还是农业培养。这个问题最近又开始被注意到。

十余年前，我曾担任过一次全台湾科技大学评鉴的副总召集人，当时听了一些意见，感到问题已经很严重，但不知为何没引起注意。等到这两年台湾经济衰退，人们才开始慢慢再度关注这个问题：公司、工厂觉得招不到需要的人才，可是大学又发现培养的人才过剩。其中部分蹊跷就在于缺少“实做”人才。人才是有分工的，大学培养了这么多高等人才，可是招工方不需要没有实做能力、只会写论文的人。

其实，早期台湾企业里在第一线工作、最好、最有拼劲的员工往往是那几所有名的专科学校毕业的学生。而且，这些学生也在发展生产的第一线。那次评鉴的时候，一个与会的建筑师说，现在从工专学校毕业的学生已经不会画建筑图了，都要从头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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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地方的高等教育，必须既有研究高深学问，也有强调实做的。德国的高等教育就分工明晰，全世界经济萧条时，德国的经济相对稳定，失业率也低。相反，亚洲国家却把不同分工的高校全都变成一个模样，最后高不成低不就，高深的学问研究不如别人，实做的也不如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