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的纪年以王朝更替和帝王的在位年代来计算，是与古代中国治乱兴衰的易代观念相联系的。

　　年号纪年最大的问题是不容易看出时代的先后，即便是60年一轮的“干支”纪年纪月纪日法，也都存在难以克服的缺点，即无法成为一种无限性的计数工具。而西历和公元纪年恰恰是可以无限计数的。实行西历，引入公元纪年，实际是引入了另一种文化系统的时间观念。

　　立法和纪年都是人为的时间观念，是人类文化的产物，接受一种异域的时间观念，也是在接受一种异域的文化观念。实行西历，实际是实行西方时间观念，与中国时间观念交融，产生的意义非常深刻。

　　有学者认为，中西时间观念的交融带来了一种时间心态的重要转变。以往中国的时间观念，如天干地支纪年法，反映在个人记录自己生命的方法中是循环往复的，如生肖记法，以12生肖的周而复始纪年。一个甲子60年，差不多正好是古人的平均寿命，是一个人从懂事到死亡的大致时段，人在这一生中要碰到数次自己的生肖年(本命年)。而公元纪年反映的是一种线性的时间观念，是对上述循环时间观的否定。

　　17世纪欧洲哲学界和科学界最有影响的巨匠之一、法国思想家笛卡儿曾精辟地指出：时间是一种思想方式。在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中，控制时间体系和对时间的解释者就是社会生活的控制者。而接受一种时空观念，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接受了一种思想方式和文化形态。

　　有人认为，历史的观念、发展演化的观念等只有在线性时间观念中才有可能更好地理解与掌握。中国的循环时间观念融合了基督教文化的线性时间观念是中西文化交融的一个标志。

　　从这种意义上说，西历和基督教纪年的采用对中国走向世界有着重要的文化思想的促进作用。

　　来源：法治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