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仔细观察彩礼问题的时候，才会发现，“要彩礼”很多情况下，是一种社会共生行为，是大伙一起促成了这种劣习的延续。女方父母可以自我觉悟高，自觉抵制，但架不住周边觉悟低的亲朋好友撺掇，相互攀比彩礼，以求面子荣耀。说句危言耸听的话，畸形的彩礼问题不杜绝，还会爆发更多的社会暴力与流血悲剧。然而，这种劣习的杜绝，需要整个社会共同努力，简单批评单个个人，于事无补。
然后，是严重的重男轻女问题。
上海的大伯母杀婴案，如果说彩礼问题只是其中一点的话，那爷爷奶奶对男孩偏爱对女孩冷落的生活细节，便是接二连三不间断的点，这些点更直接的刺激着“大伯母”。国人对“传宗接代”的问题，还有着疯狂的固执，一门心思地认为，只有生了男孩，才能怎样怎样，虽然这种想法已经面临男孩与日俱增、女孩生育率迅速下滑的处境。重男轻女问题，也是严重的社会陋习。社会已经发展到需要女性独立的程度，而重男轻女现象并未得到根本性的扭转，造成一种畸形状态出现。社会畸形，必然造成扭曲暴力的滋生。暴力，很可能是对畸形的一种自我疗救式的回应。
我们在首先强调大伯母杀婴必须接受法律惩处的前提下，不妨也仔细想想，自己以后应该如何更好的做起爷爷、奶奶、姥姥、姥爷来。在谴责丑陋的同时，是否可以大伙一块照镜子，一块反省自己，杜绝社会继续畸形下去。
在这起悲剧之后，大量的愤怒之词洋溢在网间，这无力化解暴力，不如我们一起来照镜子，一起抵制彩礼恶习，一起来尊重女性。
或许是由于两位兄长的相继出走，削弱了创造经济的凝聚力，或许是因为自己的内在因素，三堂哥渐渐地错过了谈婚论娶的最佳时机。一个卖锅的房客，也是伯母家的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位比他小十五岁，且高挑，靓丽的女子，迎娶的那天，大家在兴喜之余，为他俩的般配而担忧。果然，好景不长，三堂嫂突然丢下幼苗跑了。从此，三堂哥再也没有迎娶了。家务活的担子再次落到伯母肩上。
有一次，三堂哥因为家庭琐事与小堂弟发生争执，小堂弟抡起木棍砸下三堂哥，伯母上前一挡，木棍落在伯母的左臂上，打断了骨头。由此，落下左手终身残疾。
有一年清明，我回老家，正在村（委）会楼上聊事，突然，从窗户往下一看：一位老太太正弯着九十度的腰走路，我问身边的人说：“那个人是我的伯母么?”“是，你别看她佝偻形态，耄耋之年，还会上山采茶呢!”
我急忙走下楼梯，伯母正要去卫生所买药，我扶着伯母，边走边聊，不禁潸然泪下。我拿了些零用钱塞给伯母，她推让了一番才收下。第二天中午，伯母找遍了大半个村庄，找我吃饭。终因没有找到而闷闷不乐。
当我要启程离开的那天早上，伯母提了一袋平时舍不得吃的母鸡蛋，送给我们兄弟。坐在我家的厅堂里，伯母断断续续吐着忧愁：你二堂哥患上那种绝症去世了，家里本来给他物色了墓穴，可偏偏埋在福州，骨头也带不回家了。伯母带着忧伤，却显得特别淡定，看来，伯母早有思想准备，磨砺出比年轻人更坚强的意志。
伯母起身时，我想扶她回家，可是，就在我不小心碰到她左臂时，伯母不由自主地“啊”了一声!顿时，我的觉得一阵阵绞痛。
我和堂伯母在外面租房 我在被窝里弄大伯母
偶尔，在我母亲生病时，伯母总是扔下手中的活，过来帮忙涮洗，挑水，烧饭。成了我家不可或缺的帮手。她家一旦有新鲜的好菜，伯母也会第一时间端上一碗放在我家灶台。
后来，伯母家的新房盖好了，伯母一家又搬回去了。虽然俩家不再同一屋檐，却丝毫没有拉开亲密的距离。无论大事小事，伯母都会“叔仔”长，“叔仔”短的来找父亲。家里来客了，叫父亲陪酒;家里宰猪，叫上父亲饱吃一餐;家里婆媳纠纷了，叫父亲主持公道。
有一天，我们正在吃晚饭，伯母满脸通红，气喘嘘嘘地跑到我家，向我父亲倾诉着大堂哥的不是，说大堂哥私心，偏袒其老婆。把父亲叫去褭n饬舜筇酶缫环�
过了几天，伯母又跑到我家，向我父亲告状，说大堂哥怎样怎样的不是：“叔仔，这一次非分家不可了。我也不打算叫上儿子他舅舅，只能靠你主持公道了。”父亲赶到伯母家，调解一番后，认为伯母的母子关系，婆媳关系的矛盾巳无法缓和。于是，父亲做了裁示：大堂哥结婚所欠的债务，由大堂哥偿还，家中口粮按人口平分。家里有重复的农具，大堂哥拿走一份，如果仅有一份的，就留下给其他兄弟用，老房子归大堂哥所有，择个吉日，大堂哥搬回老房子住。新房子归其他四位兄弟共有。父亲的话，在伯母家是一言九鼎，没人敢抵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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