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年的学习生活结束后，我留在了南口机硻n盗净檔Чぷ鳌Ｕ飧龀У牡谝蝗纬Сな钦蔡煊印２渭庸ぷ骱螅壹尤肓�“跑通勤”的行列。
南口厂的工人，把市郊列车叫“通勤车”或“小票车”。车厢是老式的，脚蹬子在外面，车厢之间的连接处还是露天的。下午5点多钟，南口厂下班的铃声拉响了，几百名“跑通勤”的职工从各个车间急匆匆地跑出来，奔向詹天佑主持修建的南口站。
早上那趟“小票车”，车厢内十分安静。有的职工吃完自带的窝头、咸菜后补觉；有的女工织毛衣、补衣服；有些年轻职工边啃窝头，边捧本书看，我就属于这一类人。
晚上那趟“小票车”，车厢里热闹极了。累了一天的工人，有的聚在一起说说笑笑，有的打起了扑克、下起了象棋，有的叼着自卷的旱烟默默地抽着。车厢内空气不好，给人以窒息的感觉。不过，没有一个人敢开车窗，因为一打开窗子，火车头喷出来的煤末子就会很快“侵”入车厢内，那味道更呛人啊。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跑通勤”的时候，还坐过“闷罐车”。
那些年的春运期间，“绿皮车”都被调去跑长途，在干线上运送南来北往的旅客，短途车还要照常开，火车头只能挂“闷罐车”了。
“闷罐车”是黑色的，顶部有盖，中间有个大铁门，旁有小窗户。平时，“闷罐车”运货，春运时拉旅客。这就是那个年头常讲的“以棚代客”。“闷罐车”里没有座位，我们只能拿一些废报纸或海绵垫放在屁股底下，坐在冰冷的车厢地板上。车厢中间的那个大门不能关死，因为上百人要在里面喘气啊。数九寒天，冷风呼呼地从门缝往里面灌，冻得我们两脚生疼，浑身直打冷战。车厢壁上挂着两盏汽灯，光线幽暗。列车行进中，那两盏灯来回晃动，好像要掉下来。车厢里没有厕所，想上厕所也没办法，只能憋着。那个年头，整个春运期间，我们这些“跑通勤”的人都坐这样的车。
“跑通勤”的生活是很累的。无论春夏秋冬，早晨，星星还在眨眼，我们就起床赶往火车站；晚上，月光洒满大地，我们还奔波在路上。这种“跑通勤”的生活，我整整过了10年。
1978年，《人民铁道》报复刊，我有幸调到这家报社工作。从此，我坐火车的机会更多了。
起初，我是坐“绿皮车”，跑东跑西地去采访。一天夜晚，我上了大同开往太原的“绿皮车”。那晚，车厢里很拥挤，根本没有下脚的地方。我就“违纪”爬到行李架上睡了起来，一觉到天亮。车到太原了，我才被一位好心的旅客叫醒。一个晚上，竟没有一位列车员管我。当然，我也没有掏出记者证。
那些年采访的时候，我坐火车的次数越来越频繁，由“绿皮车”坐上了“红皮车”，由靠烧锅炉取暖的车坐上了冬暖夏凉的空调车，由硬卧车坐上了软卧车。
记得我头一次坐软卧车，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的一次采访中。那一夜，我比在家里睡得还香。看来，坐软卧车和坐硬卧车、坐“闷罐车”、坐“绿皮车”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我在坐火车外出采访的过程中，接触过许许多多的铁路工人，他们无论在什么岗位上，都认真履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的宗旨。他们曾对我说过许许多多的话。一名机车司机说：“手中的闸把千钧重，必须敬畏安全。”一名养路工说：“巡线‘瞄着问题去，追着问题走’。”一名列车员说：“安全是根，服务是魂。”这些话都是发自内心的，既生动朴实又充满哲理。我经常这样想，“安全优质、兴路强国”的新时期铁路精神，孕育于铁路职工的心灵，产生于人民铁路这块沃土啊。
我在国外也坐过火车。本世纪头几年，我因公到过日本和德国。对方接待人员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请您帮我买一张火车票，我坐一坐你们的高铁列车。”
那些年，我常常想，在我国广阔的大地上，什么时候能有高速列车奔驰呢？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也是全体中国铁路人的梦想。国家发展得快啊，没过几年，我心底的愿望竟成了现实。2008年8月1日，京津城际铁路开通运营，打开了中国铁路迈向“高速时代”的大门。我也要坐一坐自己国家的高铁列车。一天，我跑到北京南站，买了张去天津的火车票。
北京南站好大呀，建筑风格不同于以往，非常壮观、漂亮。在站台上，我从这头走到那头，将动车组列车看了个够。那乳白色流线型的车体，给人心情舒畅的感觉。我走进车厢，这里面既雅致又漂亮。列车缓缓启动了，不一会儿就达到了时速260公里以上。列车开得又快又稳，我把手中的矿泉水瓶子，放在座位前的小桌上，它竟一动也不动。半个小时后，列车抵达了天津，比我从家里坐公交车到北京南站用的时间还少。我终于在祖国的大地上坐上了风一样快的火车。
打那以后，我因公出差、外出旅游，只要通高铁的地方就坐高铁。我这个“老铁路”要在有生之年，更多地“享受”一下改革开放给中国铁路带来的丰硕成果。据有关报道说，中国已经拥有全世界最大规模以及最高运营速度的高速铁路网。到2016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12.4万公里，其中，高速铁路营业里程2.2万公里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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