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干部的支持也转化为具体压力，叶圣陶之子叶至善曾向陈祖甲透露，叶老在《人民日报》发文批评“耳朵听字”后，很快受到责难，“有的是从上面来的，好像是（叶老）犯了错误一样”。“人与体科学”的魅力还进一步渗透到渴望养生保健的老干部中。1982年，后来“大师”中的领衔人物张宝胜被引荐到一位“中央同志”面前表演特异功能，这段经历成为张宝胜行走江湖的重要资本。而现在的王林，正是在当时被各方邀请治病，时为“人与体科学工作组”发起人的伍绍祖，还为王林题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发展人与体科学，造福中国人民”。

    据于光远回忆，自己的介入让“大师”们紧张，后者于是想办法到“中央同志”那里去表演，以获得更大的影响力和发展空间。到1980年代中期“气功热”走向高*潮时，“大师”与干部的结合已无处不在。作家陈放回忆他目睹的一场张宏堡发功会，到场副部长近20人，厅局级干部约200人，处级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绝参与。支持者的级别节节高升，高级干部群体乐于为特异功能背书，很快将这股浪潮推向社会。

    在“人与体科学”浪潮扩散到整个社会前，于光远们与“大师”在1982年首次激烈交锋，科学界的介入和代言左右 了战局。钱学森是这段历史中难以回避的名字。1980年，他亲赴上海，访问了“人与体科学”宣传的重要阵地《自然杂志》，强调耳朵认字等特异功能“客观存在”，首次表明了他的态度。1981年5月，全国第二届人与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在四川省重庆市召开，标志着正界、科学界“绵羊”的结盟。在杨超主持开幕式并作报告后，中国科协带领处带领聂春荣作了《推动人与体科学研究》的演讲；钱学森更是提交了万字长文《关于开展人与体科学基础研究》。这或许会让人想起他在1958年针对粮食亩产问题发表的评论。作家叶永烈曾评论说，钱学森的爱国主义情怀异常感人，且是一位思想活跃、兴趣广泛的科学家，因而在专业之外的见解时常引发批评。

    申振钰观察到，1981年末，对人与体“特异功能”问题，已经形成了两种观点、两个组.织，分别有被称作“大科学家”的钱学森和“大学问家”的于光远两位头面人物。双方频繁发文，争辩“人与体科学”是非，1982年2月24日，于光远在中科院报告会上批评两年多来对“特异功能”的研究和宣传，《人民日报》次日专题报道，并加了编者按——“我们不相信什么‘耳朵认字’”——将这轮交锋推至高*潮。后来“气功热”的主要推动者、国防科工（委）科（委）会主任张震寰致信胡绩伟及人民日报檔组，直斥后者干“糊涂事”，事情再次闹到了胡耀邦处。时任中*共中央总带领胡耀邦批示“守住两条线”：“这不是我们的科研方向，报刊上不要介绍和宣传”。然而，在4月20日中宣部向全国宣传系统发出的通知中，这一意见发生了微妙变化，在“不宣传、不介绍”外加了“不批判”。所有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亲历者均认为，这一变化针对的就是于光远为首的“山羊”，于在《知识就是力量》杂志连载的批伪长文迅即夭折。这时，钱学森的介入使“三不”正策的实施进一步发生变化。他征得张震寰赞同，给时任中宣部副部长郁文写信，“以檔性保证”人与体特异功能是真的。这封信又转到了胡耀邦手里。面对这位大科学家，胡耀邦似乎也不得不作出让步，他批示说，“三不”正策稳妥公正，“但可以允许极少数人继续研究这个问题，也允许他们办一个小型的定期的研究情况汇编，发给对这方面有兴趣的科学工作者阅读和继续探讨”。不久后，陈祖甲参加一次中国科协会议，会上传达了胡耀邦的批示。陈祖甲亲眼目睹了科协主席周培源因不同意由科协出面办“情况汇编”，与钱学森发生争执。钱情绪激动，称批示“对研究人员是性命交关的”，要求把批示“转给大家”。钱学森的意见没有得到科协的支持，但他很快主导了“情况汇编”类刊物的面世。1983年，《人与体特异功能研究》出版创刊号，头条即钱学森的讲话：《这孕育着新的科学革.命吗？》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钱学森提出人与体特异功能的更大范围是气功，“更广泛的还有中医”，特异功能随后与气功合流。陈祖甲至今保留着这本蓝色封面的杂志，泛黄的纸页显示着那一年力量对比发生的转变。随着对批判“人与体科学”的抑制，科学界支持“特异功能”乃至“气功”的学者也越发增多。前述“全国第二届人与体特异功能科学讨论会”上，来自29个省、直辖市、自治区106所高校和科研单位的300余名代表参会，提交了147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