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开放后，梅河口华原镇同样面临着劳动力的大量剩余，人均2亩的土地仅够年吃年用，连送孩子上学都成为家庭沉重的经济负担。随着1982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梅河口地区的实施，农村剩余劳动力积极投入第三产业，朝鲜族也开始利用自身的民族文化资源寻找机遇。最初，他们在全国各地开朝鲜族饭店、卖泡菜。80年代早期，华原镇5800个朝鲜族人中，就有超过1000人外出经营食品生意。这些小生意能为他们带来1000元左右的年利润，这也是朝鲜族最早脱离土地的尝试。

　　到了80年代后期，一些朝鲜族人通过假结婚的方式前往韩国打工赚钱。71岁的张明华就是当年张家村里第一批去韩国打工的人之一：1985年经同村人在韩的亲戚介绍，她认识了一名愿意与她假结婚的韩国人。在支付3万元费用后，她成功嫁去韩国，并在一周后更改了国籍。之后的十年，她都在韩国的一家化妆品工厂打工，最终赚了钱回来在镇上买了楼房。

　　1992年中韩建交后，朝鲜族被允许前往韩国探亲。借用探亲的名义，更多的朝鲜族人开始在韩国找工作。两年后，梅河口当地正*府与中介开始代办赴韩的劳务和研修生培训。华原镇镇正*府还联合吉林省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选拔年轻健康、年龄在18?30岁之间的青年劳动力前往韩国打工。到2014年，韩国正策允许凡中国朝鲜族都可以申请五年多次往返签证。至此，在我进行田野考察的吉林省梅河口市华原镇，共有8个朝鲜族村，5130名朝鲜族人，其中超过4000人在外打工，人口流出地主要是韩国。在韩国打工能给他们带来每人每年约十万元人民币的净利润，朝鲜族与韩国之间的血缘纽带及天然的语言优势，是朝鲜族得以实现大规模跨国流动的重要民族文化资本。

　　然而，对于已经在中国落地生根半世纪之久的朝鲜族来说，跨国流动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与许多中国农村留守家庭的情况相似，朝鲜族的大规模流动改变了传统的家庭结构与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引发了诸如代际矛盾、儿童关爱缺失，以及道德和价值观念上的困惑与混乱等问题。而跨国流动给朝鲜族带来的族群变迁相比起来却更加复杂：首先，朝鲜族的跨国流动须在中国被纳入全球资本流动和国际劳动力市场作用的背景下来理解。朝鲜族在中国和韩国之间充当着资本流通的媒介。其次，如前所述它同时反映了中国的一个普遍性问题，即城乡断裂和农村发展困局之中流动人口的生活状况，揭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变化。第三，朝鲜族的现状，是中国边境地区少数民族与汉族，少数民族与当地生活资源，及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一种反映。同时，对于朝鲜族内部来说，还是对其地方社群关系与空间想象的展现。接下来，笔者将尝试从家庭结构、留守老人的生活，和朝鲜族与土地之间的关系入手来讨论在跨国流动下的朝鲜族的族群变迁、身份焦虑与文化困境。

　　▍跨越国界的家庭

　　如同汉族的留守家庭，朝鲜族也面临赴韩务工和抚养子女的两难。为了更好地满足经济上的需求，更多的家庭选择夫妻双方共同赴韩务工。然而在增加家庭收入的同时，儿童抚养和老人的赡养问题也显得更加棘手。家中的老人尤其是女性亲属(奶奶或姥姥)成为了替换母亲角色的最佳人选。在笔者的考察中，绝大多数的家庭都选择了这样的模式来进行家庭分工，因为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在城市里上学，家长也都在学校附近买了楼房，所以看管孩子的老人便跟着孩子从农村迁入了城市。三代人之间的家庭关系发生了很大的转变。

　　传统朝鲜族家庭中处于家庭结构最上层的老人，由于代替履行自己子女的父母职责，而从最上层转移到了中年人和孩童两代人之间，成为了家庭关系中重要的中间人和代理人，其职责包括抚养孩子和家庭财务管理。在韩打工的夫妻一般会定期给家中老人汇款，以保障老人和孩子的日常生活及其他消费。67岁的崔英爱对在韩子女质疑自己的消费情况表达了担忧：“我给我儿子看他的两个孩子。儿子每月往家里寄3500元作为生活费，不过现在养孩子的成本太高了，一个月3500块经常是不够用的，我又不好意思老开口多要，子女赚钱也不容易，就会经常跟邻居借，等下个月钱进来了再还回去。儿媳听说了这个情况，就很不明白为什么钱老是不够花，问我钱都用到哪里去了，让我觉得很不自在。”尽管有时候会抱怨自己承受着来自孩子的父母监督的压力，但与在农村留守独居的老人相比，仍旧可以说这些老人在一定程度上通过接管抚养孩子的责任和分配财产的拳力实现了自身在家庭中的价值。

　　在笔者看来，跨国家庭在流动中表现出一种“积极分裂”(activedisintegration)的状态--即一方面因为空间上的距离，对留守儿童和父母之间造成了情感的疏离。许多多年未见过父亲的孩子不愿意和父亲沟通感情，而一些从小就与父母分离的孩子会认为父母是可有可无的，认为父母只要定期往家里汇钱就可以了。这可以理解为家庭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分裂。另一方面，对家庭关系的衡量并不能简单地以空间距离为标准，尽管亲子关系产生了异化，但父母总是尽其所能地维护着跨国的家庭关系，对他们来说，这种维系的途径主要有三种：通过电话与社交网络进行日常联系，偶尔从韩国回来探视，以及定期的汇款。

　　定期的汇款是支撑留守老人和儿童现代的生活方式，滋生消费主义和维系家庭关系的重要因素。留守的家庭热衷于使用韩国品牌的产品，并相互攀比。韩国产品覆盖了当地朝鲜族家庭用品的方方面面，从日常生活用品到衣物、保健品和家用电器，家家户户都安装了韩国卫星电视。韩国品牌往往被认为比中国品牌的产品有着更好的质量和更高的价格。因此基于对韩国的民族认同以及对更好的产品质量乃至生活质量的追求，从日常消费到休闲娱乐，使用这些进口产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自身的经济实力和生活品位上的优越性。例如，从韩国回来探亲的务工者也时常互相展示从韩国购回的奢侈品，以维持自己的“面子”。使用和展示韩国的现代商品，俨然成为朝鲜族区别于其他群体的重要生活方式，甚至不用韩国品牌的人，会被视为异类，无法及时跟进现代文化，融入圈子。相比仍旧从事农耕的汉族农民，追捧韩国文化、使用韩国现代化产品的朝鲜族已经成为了“有钱人”的代名词。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也使其自身被重新定义，形成了一个可视的族群边界。